加藤嘉一：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
-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
-失去日本，就失去了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日本有部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幻想。而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那也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是，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
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譬如，对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中国来说，“失去日本”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弱化了？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首先从经济上加以比较，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3000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2007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长谷川庆太郎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
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19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酷日本：中国的文化参照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假如没有日本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以尽如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进口粮食，导致恶性循环。
-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右翼媒体，假如失去“中国”，就会立刻倒闭。
-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5月2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我会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也想参考一下。”
石原都知事今年1月接受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邀请，就已经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而当西藏问题引起不和谐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日本政治家迎合国际舆论时，石原仍坚持到访北京，确实是180度地改变了他一贯的“对华强硬”。
毋庸置疑，石原需要为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争取更多的支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石原从“日本必须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的政治策略。中日两国的首都北京、东京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正是全方位相互依存的中日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也不能忽视，也不能轻易反华了。
“日本会死亡吧”
“不能生活了！不能去学校了！不能刷牙！没衣服和鞋子穿！没手表，看不了时间了！不能用iPod听音乐，也看不了电视了！不能吃食堂的沙拉了！街上的灯光是中国制造的，(没有中国)东京就暗了，认不出店了！生活没有电脑了！也没有手机了，因为充电器是中国制的！”
佐藤明在东京工作30年，在他看来，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老百姓不少。最近在日本，有一个概念特别流行，即“格差(Kakusa)”，指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格差”是收入的差距。日本社会与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问题，而正逐步被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恰恰是最离不开“中国制造”的。
“如果中国产品消失，生活应该难以为继了。有钱人还可以，他们能承受高价格的压力，但更多的老百姓将遭到巨大的困难，包括我。”在大阪某所高中教书的和田老师说。
生活难以继续的背后，是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会死亡吧。”高盛集团分析员德田这样描述中日经贸联系中断后可能的情形，“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从国外进口对老百姓来说最迫切的粮食和食品，导致恶性循环。”
“企业将受到巨大打击”，面对“如果日本失去中国”的命题，这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对此命题的第一反应。
“对日本而言，中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廉价的加工厂，更是正在成型的巨大消费市场，它为确保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北京大学研究日本问题，目前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分析员朱晖说，“中日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与协作的空间，在产品、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等等多方面都是如此。由于面对着北美、欧洲两大经济共同体的强烈挑战，日本如果无法与中国构成共同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新发布的《2007中日贸易》报告，2007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进出口(包括香港)占总贸易额的20%以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万家，雇用的员工总数大约1000万人。“日本离不开中国”这一说法，也许中国人更愿意听到，但是，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需求，恐怕确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中国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了中国，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今天日本的“舆论过程”或多或少受着“中国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政界，无论对中间偏右的、偏左的，还是极右的、极左的、中立的，对每一个派阀或政客来说，“中国因素”确实是一个“卖点”。对“中国”不表示“立场”，基本不现实。绝对的反华，在日本似乎已经不是“主流”，但对华强硬派，就是汉语中说的“右翼势力”依然存在，并与“亲华”势力抗衡，大造对华舆论。
今天日本政界的“对外战略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巩固日美同盟的同时，搞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主流；第二，放弃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对中国也保持强硬，成为拥有正式军队的“普通国家”；第三，与美国拉开距离，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三种观点，都与中国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换言之，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媒体就更需要“卖点”。无论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图书，“中国问题”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对日本媒体来说，如何抓住读者、观众的“心意”是最迫切的任务。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众多：政治、安全、历史等问题直接涉及到民族情绪，经济、食品、卫生等问题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民众对“对华报道”的关注度相当高。在这样情况下，媒体出于利益至上的考虑，常常做出煽动性报道。媒体越煽动，民众越关注，而民众越关注，媒体越煽动。
“尤其就右翼媒体而言，只要用上‘中国’一词，读者就会买。他们是靠‘中国’生存的。假如失去了中国，他们就会立刻倒闭。”日本某家杂志的编辑说。
同样，对日本的文化出口来说，中国也是最有潜力的市场。由于知识产权等问题存在，两国文化产业之间的顺畅、健全的交流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它客观上对推进日本的“软实力”，具有战略价值。日本出产的文化产品，中国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西方人却只对其中一小部分产生兴趣。许多日本电视剧的观众、日本小说的读者、日本电玩在中国有多少粉丝，假如失去这些粉丝，那么日本的多数文化产品都将失去大部分受众，成为只有日本人自娱自乐的东西。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共鸣的国家，两国的历史与文化交流，决定了双方都已经成为对方文化的最好诠释者。或者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朱晖说。
“日本不能承受失去中国的压力。这个题目本身，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周陶沫说，
我们日本人做了多少准备？
不过，难道日本真的不能失去中国了吗？
在全球化背景下，“未知数”日益增加，今天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
日本今后真的能够有效引进中国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并使得两国关系更加长久吗？日本的企业文化能接受个性相当强的中国员工吗？中国员工愿意进入要求集体主义的日本企业吗？日本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早晚要大量引进海外的劳动力？心理准备好了吗？
有部分日本媒体预测：“不等北京奥运，中国经济泡沫就已经开始崩溃。”5月3日的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也提出了“覆盖中国的5个风险”，包括“低成本中国”的终结、投资依存的经济增长、扩大的贫富差距、高龄化以及日益深化的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市场的泡沫会破吗？中国社会能持续保持稳定状态吗？
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对日本影响巨大。也正因此，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日本大企业已经开始落实“China+1”或“脱中国”政策，即把生产基地的一部分转移到越南等国家。我们会不会因为上述问题分析、处理得不恰当，而失去中国呢？
笔者2003年来到中国，其间多次体验到，两国民众的感情隔阂是多么地深远。2005年的“反日 游行”、今年的“毒饺子事件”以及“西藏事件”，使不少日本人毫不犹豫地觉得“中国很危险”。2007年日本大约400万人次到访中国，而中国至日本也大约有125万人次，两国之间的人际来往这么频繁，而民众之间的相互意识却这么遥远，这是今天中日民间关系“相对的真实”。那么，中日民众的民族情绪真的不会“爆发”吗？两国之间的“民意”严重恶化后，政府之间还能展开灵活的外交吗？
无论是东海油田问题还是钓鱼岛，两国政府绝不可能轻易妥协。中日真的不会因为主权领土等敏感问题而陷入危机吗？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多么地长远、艰难，媒体或民众能以耐心看待这些吗？
更进一步说，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对日本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我们才更有必要向自己提问：我们日本人，为未来在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确定事态”，究竟做了多少准备？
【日】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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